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公安机关所作责任认定的采用长期存在一种误区。法官怠于行使审查的权力，对引发交通事故的原因和事实、过错、责任不必再去核查，直接采取“拿来主义”，直接以责任认定作为证据采纳，自信专业机构已作出书面认定，当然具有很大的证明效力，对当事人的抗辩事实不作过多的考虑。长期如此，使得公安机关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与诉讼中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同，造成误导的消极负面影响。
责任认定作为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的证据，应当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但直接作为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及刑事责任的依据，等于公安机关行使了法院的权力，设置法院又有何用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很多人混淆了两种责任，第73条中规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明的当事人责任，这里的“责任”简单说就是“这事儿赖谁”，这个调查结果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第76条中的“责任”是民事赔偿责任，这个赔偿责任的认定不是公安机关的主责 。
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或者诉讼中，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如果有其他证据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错误，调解机关或者法院可以不采用这种证据 。公安机关所作责任认定在审判实践中是属于事实和原因的认定范畴，而事实的认定是属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以及行政处罚定案的事实依据，即属于证明客观事实及依据客观事实证明认定损害因果关系的问题。事实认定本身不在国家职能部门权力分工的范围之内，每个国家职能部门都可以在自己有权处理的案件中作出自己的事实认定，但这种事实认定对其他国家职能部门不具有既定事实的效力。
根据《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于公安机关所作责任认定在审判实践中的效力问题，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责任认定作为一种证据，实际上是通过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而对事故原因的确认，属于载明事实的范畴；当事人可以按自己主张的事实和责任分担比例进行诉讼和抗辩，不受责任认定的限制。法院应当依据证据规则，判断是否采纳责任认定这一证据，不能将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分担，完全可以按自己查明的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从而确定当事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和定罪量刑的刑事责任。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在理赔中的作用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事故当事人和保险当事人在利益调整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保险理赔中是必不可少的证据材料。由于它在房事诉讼案中不属司法审查范围，保险人习惯了采取“拿来主义”，必定给保险企业带来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公安部制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的有关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民事诉讼案中不属司法审查范围。因其特殊的地位，保险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在理赔中把它当作具有无可辩驳的证明力的证据来对待，采取了“拿来主义”，给保险企业留下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鉴此，笔者认为，不宜“拿来”，应对其进行证据审查后方可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以防范风险。
1、从事故当事人的情况来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和破坏，客观上要求保险从业人员对其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根据《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知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处理机关虽然拥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其调解效力弱于司法调解，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被保险人的诉讼成本又会相应加大。最明显的一例，对于伤残者或其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条款》）的第六条规定：因保险事故引起的任何有关精神损害赔偿，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2、从责任认定主体的情况看，《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和破坏，同样须进行证据审查。客观上说，《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责任认定人根据现场查勘材料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做出的定性定量分析结论，与其它材料相比，应该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权威性、客观性，表现可信度高，但这并不能代表它的全部。它能否反映事故客观情况，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综上所述，这种受事故当事人的故意行为，责任认定人的故意行为或失职行为，而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但其内容却无法反映客观真实性。对此，暂定义它为形式上合法、内容上不真实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作为理赔的证据，显而易见不合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