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班级

2013年夏天，中国人民大学一个特殊的班级毕业了。

明德法学院前，24名年轻人围坐成心形，向三年研究生时光告别。他们是职务犯罪侦查研究生班（简称“职侦班”）的首批毕业生。

这个班级的另一个名字，更加广为人知：“反贪硕士班”。

该班创办于3年前，配备了包括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在内的豪华导师团，一些课程亦为特设。与其他学生不同，他们在入学之初便要接受成绩之外的考验。

“我们选择的是正直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告诉记者。他正是这个班级的创办者。

他还记得三年前的面试，有学生正是因“入学动机”出局——答问时，该学生坦言，他家里打过官司，所以家里人希望他以后能进检察院。他的回答得了低分。

“带着个人目的来学，和我们培养的目标有差距。”何家弘解释。他希望为基层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侦查人才。2006年，他在最高检挂职两年，发现基层职务犯罪情况严重，而侦查人员素质偏低。4年后，在他的推动下，最高检和人民大学签署备忘录，联合培养职务犯罪方向研究生，即反贪腐和反渎职的专业人才。

听闻创办消息后，学生李传文几乎是第一时间决定报考。

这个东北男孩儿从小喜欢看港片，对廉政总署印象深刻。看到招生信息，他“感觉儿时的梦想又开始发光”。和他一样激动的，还有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李屾。——这一年，他们都已经考取了人大的法律硕士，这是“反贪硕士”的入门门槛。

原定招生18-20人，报名人数远超此数。何家弘记得，短短两天，报名人数已经达到90多人。

入学分数和学科背景是第一道门槛，一半人通过，进入面试。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是第二道门槛。而个人品德，则是至关重要的考量标准。

最后入围的学生，“都有对不正之风的痛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学军说。

媒体曾报道面试过程的一个小插曲：一名女生未入围初选，冲到何家弘的办公室，称自己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检察官。说到后来，她哭了。这种理想主义打动了何家弘，最终，她获得了面试机会，并因面试的优秀表现进入班级。

“反贪硕士班”的称号，随着媒体关注而流传。对此，何家弘曾经开玩笑称：“我们这个班是沾了腐败的光了，如果腐败问题不是这么受关注，我们这个教学改革可能都走不出校园。”

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班的班徽。

测谎机前练“特种部队”

最终，24位年轻人以法律硕士身份进入这一班级，开始了特殊的学习。

“反贪硕士班”的导师阵容堪称豪华。

根据协议，“反贪硕士班”实行双导师制。除去人大法学院的6名老师外，还有8位来自最高检、北京市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的厅级、副厅级干部任实务导师。导师采用抽签分配原则。

导师组组长是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副组长是何家弘和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文生。

入学时的第一条门规很特殊：学生们禁止找导师“走后门”。开学典礼上，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特意称：“你们的导师都是反贪部门的领导，我在这里要求，如果有人找你们，你们绝对不允许找导师说情！否则只能离开这个专业方向。”

何家弘代表导师讲话，他发表的“约法三章”，此后成为班级铁律：不给导师送礼，不请导师吃饭，要做行为楷模。

在他的建议下，同学们为“反贪硕士班”设计了班徽。班徽是盾状，金边红底，上有一个大大的“侦”字，下面是一行小字：“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第一期，2010”。

学生在上课和参加活动时必须佩戴班徽，“这对他们是一种行为的约束。”佩戴着班徽的职侦班同学，也成为人大校园一景。

除法律硕士基础课程外，学生要学习刑法学、证据法学、侦查学，其内容偏向职务犯罪。法学院还为他们专设三门新课：检察学、职务犯罪侦查技能、职务犯罪侦查实务；专门购买了测谎仪。

课堂上，师生会研讨如何取证、侦查等技术手段；会讨论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等问题。有时，何家弘会给学生讲聂树斌案等热点案件。

比较受学生欢迎的，是犯罪心理学、物证学、职务犯罪侦查实务等课程。

犯罪心理学由80多岁的老教授周惠博讲课，“周老的课讲得特别精彩”。在课堂上，他们学习讯问技巧，以及如何通过微表情识破对方伪装。这些技巧，在课下和同学玩杀人游戏时也能用到。

他们还学习使用测谎仪，提取固定指纹。“有时候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上课，感觉自己像法医，挺新鲜。”李传文说。

李璐彤当过一回测谎对象。讲解如何使用测谎仪时，全班被分成几组，每组抽出一位同学测试。李璐彤被抽中，心情紧张。老师准备了十几个问题，交叉反复讯问，根据谎言和真话的不同波动图，判断她是否撒谎。

“有一个问题是我预计什么时候结婚，第一遍问‘是29岁吗？’我回答了。隔几个问题再问一遍，变成了‘是27岁吗？’就这样，反复问反复答，最后确认答案。”两年前的那场随堂测谎，李璐彤只能回忆起这个细节，因为“测出的答案很准”。

李屾回忆，他听过老师介绍某省检察院的案子：嫌疑人心理素质很好，坚持不开口。此时，讯问人员无意中得知对方信佛，正巧他本身对佛教也有所了解，话锋马上一转，抛开案子本身，拉着嫌疑人聊起佛教里的因果报应等话题。

最后，嫌疑人全招了。

“老师说，询问过程就像中医里的望闻问切”，李屾称，突破嫌疑人心理防线的前提，是对其个人经历、家庭情况、经济状况等基本资料有详实调查和了解，发现对方心里最重要的或者最脆弱的一环，“一般只要开了口，就能像抽丝一样问下去”。

然而，进入实习单位后，这些“反贪硕士”们还是感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差距。2012年暑假开始，在最高检的帮助下，他们被安排进入全国市区县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实习。

山东小伙儿李屾去了成都市检察院，做些取证、线索协查等辅助性工作，“师傅不指点的话，完全抓瞎”。

比如“证据”。课堂上，他学到的是：证据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分类？有哪些形式？在现实中，他需要学：什么样的证据是合法的？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取证？如何取证能确保合法和足够效力？而这些问题，在每桩案件中的答案都不一样。

不过，专业出身的李屾还是被师傅们评价为“适应能力强，悟性强”。

“标签”外的压力

相比人大法学院的同级学生，“反贪硕士班”的首批学生，承受了更多的外来压力。

争议一直伴随着他们。“在官场混段时间就会成为贪污的高手，因为人家是专业的”“这批反贪硕士不久也会被潜规则”……从班级创立起，类似的嘲讽和质疑便没有停止过。

“有人给我们贴标签，怀疑我们是官二代，能越过公务员考试直接进检察院”，李屾回忆。

甚至有人遭遇正面抨击。李传文记得，有同学乘坐地铁时，旁边两个男生看到手机报里关于“反贪硕士班”的新闻，“一通狂批”。同学忍不住，告诉对方：“我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对方一愣，回了一句：“未来中国就看你们了。”语带讽刺。

更多人在怀疑：二十几个人，能对国家的反贪形势，带来什么影响？

“单凭我们一个班级的力量，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性改变的”，几位受访同学都表示，“外界对我们的期待太高。”

而在这个毕业季里，“反贪硕士”们同样被卷入激烈的就业竞争中。

“想成为检察官，必须先通过公务员考试，我们没有什么特权”，李屾说。研究生就业难，大多又想留在北京等大城市，导致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而大城市政法专业毕业生众多，一个检察系统的位置往往有好几百人报名，职侦班有的学生因此无缘检察系统。

尽管如此，职侦班成绩依然不俗： 24人中14人进入检察系统。其他人则去了金融机构、政府机关、企业、高校和律所，工作都比较理想。

但这与何家弘最初的期待有些差距——至少三分之二进入检察系统。

事实上，校方曾经努力为“反贪硕士”创造就业途径：在最高检和校方的联合培养协议草案中，后者希望明确写上“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检察机关”。“但最高检领导觉得不妥，因为还需要考核，于是改成‘在同等情况下，检察机关优先录用’。”何家弘说。

而今，人大法学院的职侦班已经有了第二届、第三届，并会继续办下去。何家弘认为，“一届二三十个学生可能没有太大作用，但是持续10年、20年，就会发挥一些作用。一些人会成为职务犯罪侦查和反贪的骨干。”

但这只是治标。“反腐主要还是制度问题，制度改革必须自上而下。国家领导人需要下决心，一定得有顶层设计。”何家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