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律师纷纷学习心理学，因为在办案过程中大家发现，心理因素往往会对诉讼结果产生影响，当然，这种作用主要是针对作为原被告两造的双方律师间，在诉讼过程中存在一个或明或暗的心理较量过程而言的。但有趣的是，今天我刚拿到判决书的一桩案子，却似乎提示我，原来和法官也要“玩”一点心理学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当事人是外地一个鱼塘的养殖业主，这次当了被告，被原告起诉要求支付拖欠的饲料款本金外加利息共200余万元。接到诉讼材料后，我们发觉原告的29份欠条中，有8份上所签的被告的姓名都不是被告本人写的，对其余欠条我方没有疑议，而扣除那8张冒名的欠条总金额，我方被告拖欠对方的货款已经不到100万元了。

于是，在该省的一个县法院的派出法庭一审开庭时，我代理被告进行了有力的抗辩，坚决否认那8份欠条上的货款为被告的真实负债。从庭审中法官和对方的神情和语气，以及对方当事人和律师随意进出法官办公室的场景，我们明显感觉到了对方作为当地一家较大的企业，对于这个基层法院的熟识程度，于是感觉到了一份压力和不适，毕竟，作为被告的我方当事人，仅仅是一个老实巴交，像画画一样只会写自己姓名的老农民。

一审的结果果然没有悬念，判决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双方争议的8份欠条，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法官已经赴原告单位附近村庄，找到了当时负责运输的6个运输个体户，了解了案情，证明8份欠条上的货物确实已经送到了被告的鱼塘上。但事实上，所谓的6个个体户姓甚名谁都没有交代清楚，更别说我们要求他们出庭作证了。

不平之余，本着对公平的渴望，我们毅然决然地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毫无疑问，上诉审理过程中还是围绕着那8份欠条展开了调查和辩论。我方的意见依然明确而坚定：一审认定的依据不足，这些欠款不应认定为被告的负债，而对方有了一审的判决书作为基础，显出稳坐钓鱼台的样子，势在必得。

开完庭后的近两个月内，审判长显得颇有耐心，多次联系双方进行协商，争取调解处理。考虑到我方当事人属于外地人到当地投资养殖业的“外来人员”，况且和当地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还有5年时间，本着“明吃三份亏”的心理，我方最后把调解尺寸上调到了120万元，但对方却根本不领情，死守200万元的底线不让步。双方终于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审判长也显得颇为遗憾。

又过了一个多月，离开庭已经过去快4个月了，审判长又给我打来电话，态度和蔼地再次和我好好沟通了半个来小时，意思是我方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还是作出更大的让步，争取调解为上策。经请示当事人本人，我被告知，120万元是我方的底线，“一分钱也不加了”。我把这个意见又电话转告给了审判长。审判长又和我说了很多话，看没有转变我方决定的可能，最后，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那基本上我只能维持原判了，你心理有个数吧。”我表示理解，但挂断电话前还没有忘记说了一句“请您依法处理吧。”

半个月后，从该省的那个市寄来了二审判决书。我拆开信封，正等着看“维持原判”四个字时，却委实看到了“改判”：我方应当支付给对方的货款99余万元，外加利息，还有诉讼费、保全费的分担部分，总共104万余元。

我长舒了一口气，心想：“原来法官也玩心理战啊”。

（杨红良律师供法邦网-法邦时评专稿，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