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 死 谁 手 ？

——兼谈律师在故意杀人案件中的民事调解工作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易胜华 律师

“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随着凶手的伏法，已经成为历史。作为影响深远的重大案件，该案对司法机关今后处理同类型案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这起案件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也对律师办理同类型案件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

按现行的刑事政策，药家鑫确实属于“可杀可不杀”的类型。但是，他还是死了。药家鑫死得其所，同时也令人惋惜。一个原本有可能不被处死的被告人，最终还是灰飞烟灭。是谁让他走上了不归路？

药家鑫首先是死在自己手里。看上去斯斯文文的药家鑫，在那个夜晚兽性大发，对无辜的路人痛下杀手，手段残忍，令人发指。“杀人偿命”是中国的刑罚传统。如果是在古代，这样的罪犯有可能被凌迟处死。即使在现代社会，他的死刑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

其次，药家鑫死在他父母手里。“子不教，父之过”。正因为他的父母向孩子灌输了错误的、庸俗的观念，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虽然我们反对“血统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家庭的教育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父母对孩子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药家鑫之所以会对受害人下毒手，就在于他认为“乡下人难缠”。他的这种观念来自哪里？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犯罪，证明家庭教育的失败，药家鑫的父母责无旁贷。

如果在事件发生后，药家鑫的父母能够主动、积极赔偿，也许事情还有转机。但是，他的父母仍然基于“乡下人难缠”的观念，没有积极主动与受害人家属协商赔偿事宜，争取得到他们的谅解，而是讨价还价，试图减少自己的损失。结果，唯一的孩子被他们送进了地狱。

药家鑫案告诉我们，刑事风险的控制越快越好，越早越好，不要精打细算。积极、主动，不惜一切代价与受害人及其家属尽快达成赔偿协议，取得受害人家属原谅，是被告人获得从轻处罚的重要前提。我们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否则追悔莫及。受害人亲属也有尊严，也会失去耐性。一旦谈判破裂，受害人亲属损失的只是金钱，而被告人则有可能失去生命。

在药家鑫一案中，还有两位很关键的人物。那就是药家鑫的辩护律师和受害人亲属聘请的代理律师。他们在案件里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药家鑫案件的辩护重点在于“量刑情节”。药家鑫有“自首”的法定从轻情节。但是，“自首”并不必然导致“免死”，比“自首”更重要的是通过民事赔偿取得受害人亲属的原谅。

药家鑫辩护律师的错误在于，过分高估了“自首”对量刑的作用，低估了受害人的决心和舆论的力量。更令人遗憾的是，辩护律师画蛇添足，庭审中提出“激情杀人”的观点，提供一系列证据证明药家鑫表现良好，甚至法院用“问卷调查”的创举，征求旁听群众对本案的处理意见。辩护方完全忽视了受害人家属的感受。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如果没有做好受害人家属的安抚工作，必然会导致整个辩护的失败。

“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在汹涌的民意面前，辩护律师节节败退，失去了局面的掌控，加剧了药家鑫与受害人亲属的对立，从而导致最后的败局。

在证据确凿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态度”往往决定着被告人的生死。这种态度不仅仅指被告人的悔罪态度，更重要的是受害人亲属对被告人量刑的态度。在万众瞩目、群情激愤之下，辩护技巧已经没有太大实质意义。作为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初，应当向当事人家属阐明“积极主动赔偿”的极端重要性，而不是机械地照搬法条，单纯地为被告人寻找“免死”的理由。当受害人一方情绪变得激动，舆论高度关注的时候，辩护律师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唯一能挽回局面的，不是法庭上的争锋，而是法庭下的和解。

辩护律师是被告人一方的“导演”。作为律师，时刻要有如履薄冰的心态。故意杀人案件的辩护是否能够获得成功，辩护律师除了深入研究案情，搜集有利证据，剖析法理之外，很大一部分工作在于积极与受害人亲属进行协商。为当事人提供建议的时候，一定要把全部的风险考虑在内，不能过于自信。从这个角度来说，药家鑫的辩护律师做得很不够。

有些时候，受害人亲属可能会“狮子大开口”，提出让被告人一方难以承受的赔偿条件。我们认为，无论受害人亲属提出怎样的赔偿要求都是不过分的，毕竟生命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只要能坐在一起谈，就有谈成的可能性，只要多花一些时间和耐心，让受害人亲属感受到被告人亲属的诚意，总可以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赔偿方案。如果放弃协商，那就放弃了希望，有可能激怒受害人亲属，导致事情恶化。药家鑫一案的演变过程，充分说明这一点。因此，在故意杀人案件中，辩护律师需要尽一切努力，促成民事调解，即使双方差距太大，也要一直保持接触，让受害人亲属感受到被尊重。

从药家鑫案受害人一方来看，尽管受害人亲属的代理律师满足了委托人的要求，药家鑫最后被判处死刑，也说不上是成功的案例。

在刑事案件中，受害人代理律师的地位相当于“第二公诉人”，但是又有区别。公诉人是从国家的立场来指控犯罪，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秩序。受害人代理人则是受害人的立场，他的任务是争取受害人一方合法利益的最大化。

受害人的代理律师不能简单地视为受害人一方的“代言人”。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他应当比受害人亲属更理性，更有远见，更有高度。入行时间短的律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过于投入”，在办案过程中容易动感情，陷入角色不能自拔，将自己等同于当事人。这样的律师也许能够获得当事人的高度信任，但是自身风险很大，办案质量也会受到影响。

受害人亲属的最大利益在于：尽可能多的获得民事赔偿。死者已矣，受害人的家庭还是要生存下去。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应当避免受害人家庭在经济上陷入困境，避免将受害人家庭的沉重负担推向社会。药家鑫案受害人亲属之所以宣布放弃赔偿，坚决要求凶手以命抵命，是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民间人士的捐助上面。

药家鑫案已经落幕，观众的热情渐渐消退，受害人代理律师的工作也宣告结束。我想知道，捐给受害人亲属的钱有多少？这种捐助能持续多久？如果大多数人因为注意力转移，不给受害人亲属捐钱了，受害人代理律师会不会照顾受害人家庭今后的生活？如果代理律师做不到这一点，只是一味地鼓动民间捐款，那么，他的行为并不值得称道。

药家鑫案不可复制。每个案件都有自身特点，如果认为这一套代理思路可以反复使用，百战百胜，那是很危险的。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受害人一方的代理律师，应将争取经济赔偿摆在第一位。即使受害人亲属出于愤怒放弃索赔，要求被告人以命抵命，代理人也应当从长远的角度，给予受害人亲属一些理性的建议。如果被告人一方暂时没有赔偿能力，可以考虑一些变通的方法（比如分期支付等）。

药家鑫一案中，被告人父母有一定经济赔偿能力，受害人家庭也迫切需要经济赔偿。但是，最终民事赔偿部分的谈判破裂，受害人亲属甚至宣布放弃法院判决的民事赔偿。这确实可以说明“穷人的骨气”，也能够说明受害人亲属“讨回公道”的决心。但是，案件审理终结后，受害人一家还是要吃饭，要上学，要治病。钱从何来？政府援助？民间捐款？民事赔偿是对被告人的经济惩罚，为什么应当由被告人一方承担的责任，要转嫁给政府和民间？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有很多，政府和民间爱心人士有什么义务替凶手的行为买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放弃民事索赔也是对犯罪分子的宽容。

药家鑫的伏法，显然不可能杜绝同类行为再次出现。对于这些犯罪分子，我们是消灭他的肉体，还是拯救他的灵魂？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深思。在刑事案件的辩护和代理中，律师如何通过自己的缜密思考、勤奋工作，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同时，实现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最大化，药家鑫一案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

2011年6月23日 北京

（作者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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